金秋九月，中国大连。

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自2007年以来，第七次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2013年9月11日至13日）了。每年1月底，达沃斯论坛在瑞士的冰雪小镇达沃斯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500位政、商、学界精英齐聚一堂，因此“达沃斯论坛”又有“经济界的奥运会”之美誉。近年来，由于中国迅速崛起，有关中国的话题不断增加，因此自2007年起，“夏季达沃斯论坛”落户中国，每年9月在大连和天津两个城市交替举办。

历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年都能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然，这些精英们自然也都大概共同的“目的”。

2007年，为了确认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中国能否融入国际社会，他们来到中国参加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最终，他们得到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这场危机将对中国及亚洲经济的发展造成多大的影响？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他们来到中国参加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一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有限”。

到了2009年第三届“夏季达沃斯”举办时，这些精英们的关注焦点变成了“发达国家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中国是否会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引擎”。论坛结束后，与会的精英们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答案：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龙头，世界将会迎来G2（美国&中国）时代。

2010年，G2的关系恶化，全世界都在担心两国是否会进入“21世纪的冷战”状态。但是，在第四届“夏季达沃斯”之后，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状态。

2011年第五届“夏季达沃斯”的主要论题是“中国能否力挽狂澜、解决欧债危机”。最终的结论是，中国将不遗余力地间接协助欧盟，但不会直接干预欧盟的复兴。

2012年，“中国能否实现从胡锦涛体制向习近平体制的平稳过渡，且改革开放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成为精英们关注的焦点。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体制将平稳过渡。同时，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

接下来就是日前刚刚闭幕的2013年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年，全世界的精英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今的中国，地方债务持续增加、影子银行不断壮大、物价飞涨、制造业遭遇发展瓶颈、环境污染及食品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面对如此现状，中国的经济将何去何从？——带着这个疑问，他们再次来到了中国。那么，这次的“夏季达沃斯”将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中国新形象

第一天上午，一场题为“打造中国新形象”的分论坛为今年的“夏季达沃斯”拉开了帷幕。台上的嘉宾是：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全球最大公关公司“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CEO爱德曼、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CEO刘长乐、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董事长姜建清等。担任论坛主持的是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

胡一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那么接下来，它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做一个小试验，请问美国著名企业家爱德曼先生，您能说出几个中国品牌？

爱德曼：LENOVO（联想）、Haier（海尔）、Huawei（华为），其他的我想不起来了……

胡一虎：只有这么少品牌！这就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品牌给世人留下的印象。那么，依您之见，中国品牌为什么难以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品牌呢？

爱德曼：在美国，一说起中国的企业，人们脑海里浮现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政府的涉外机构”。在和美国企业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最常考虑的是“诉讼风险”，而跟中国企业进行交易时，我们考虑的最多是“中国政府的风险”。一方面，我们欢迎中国企业通过收购美国企业等方式投资美国市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在背后窃窃私语：“不知这家企业从中国政府那儿拿了多少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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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融：中国政府的补助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大有裨益。连可口可乐以及哈雷戴维森这样的企业不也在接受美国政府的补助吗？中国品牌之所以难以成长起来，归根到底是缺乏信赖感。无论是中国企业制造的食品还是工业制品，都无法获得消费者的信赖。企业家们都应该对自家公司的商品制造投入更大的真诚态度。

姜建清：别忘了我们中国的品牌也是有着悠久而伟大的历史的。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丝绸就成为了世界知名品牌。中国茶以及景德镇的陶瓷从17世纪开始就誉满全球。所以，我认为今后要想重塑中国品牌，必须提高服务水平以及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目前，工商银行在全世界发布了16万片广告用来推广品牌，这一举措在加速推我行进入海外市场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时价总额在世界银行界排名第二的）工商银行的飞速发展就是亚洲经济崛起的重要象征。

刘长乐：凤凰卫视在1996年成立伊始就打出了“做香港的CNN”的口号。之后，通过互联网跟电视的整合实现了高速发展。如今，凤凰卫视在中国大陆拥有9亿观众。中国是一个奇迹诞生的地方，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下一个奇迹将会在什么方面发生。现在，凤凰卫视希望摆脱“香港的CNN”的头衔，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让欧美媒体称自己为“欧美的凤凰卫视”。

李荣融：的确如此。如果中国政府干预凤凰卫视，那么凤凰卫视应该不可能实现如此快速的发展。2010年，我卸任国资委主任一职时，最担心的就是“政府过多干预企业”的问题。政府介入得越深，事情就会变得越复杂。所以，政府应该停止干预，让企业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李荣融主任的结束语意味深长。分论坛结束后，我直接拜会了李主任，坦率地表达了我的疑问。

近藤大介：19世纪，人类在欧洲和美国做“资本主义”试验，20世纪在俄国做“社会主义”试验。前者成功了，后者却以失败告终。现在，21世纪的中国正在做一个全新的、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您认为会不会成功呢？

李荣融：我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固执己见。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我们的出发点。所以，如果日本的模式是正确的，我们就会采用日本模式。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对于中国而言，是最佳模式，所以我们会贯彻到底。

近藤大介：在学生时代，我在经济学的课堂上学过，社会主义是国有企业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民营企业的社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会产生矛盾吗？

李荣融：国有企业今后会在保持国有形态的基础上，推行内部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顺利推进市场化，将会与市场经济及民营企业逐步相适应，所以这两者不会产生矛盾。

如何控制风险

在分论坛“打造中国新形象”之后，一场名为“全球风险：中国案例”的分论坛继续上演。由于对这个话题颇感兴趣，所以在开场前我坐到了观众席的第一排。而坐在我旁边的是某欧美大型化学产品公司的社长。言谈之间，他也表达了和我类似的观点：“目前，我们公司在中国雇用的研究员和其他职员多达8000名。所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究竟融合到了什么程度"已经成为关乎我们公司未来发展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张力奋：在中国国内探讨中国风险，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风险（笑）。仔细想想，能在这里各抒己见本身就是一种进步。那么，中国风险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存在不确定性”。目前，中国很多的事情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而且，究竟是谁、以及这些人究竟是如何改变这些不确定性的，这也是不确定的。

陈婉莹（香港大学新闻学与媒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缺乏信赖感”。中国老百姓甚至都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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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风险。天津与大连轮流办达沃斯论坛中国正在迅速步入“少子老龄化”时代，如果不尽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整个国家将沦为一个“病患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一跃提升到了1980年的68岁。然而，从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到2003年，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仅仅提升到了71岁。十年之后的2013年，也就是今年，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为75岁。这表明，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正在减缓。今年是全国医疗改革开始后的第十个年头了，平均寿命增长速度的放缓也说明医疗改革的进度也在放缓。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认为中国企业未来要实现发展，最后还是与政治改革有关。

薛澜：政治改革，必须从“制度建设为社会服务”的角度出发，审慎地推进。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放给市场，交给地方，交给社会”，这就是改革的正确方向。其次，“是否承认言论自由”也是非常难以下决断的。媒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在世界范围来看可能是件好事，可是中国政府有责任维持中国国内的正常秩序，所以，两方的思考立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天津与大连轮流办达沃斯论坛

分论坛结束后，我继续和身边的化学产品公司的社长聊了起来。他笑着说：“我们欧美人担心的问题，中国人也正在思考。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知道了这一点，我的心情好多了。

李克强经济学

下午，我参加了一场以“李克强经济学”为论题的分论坛。关于中国经济的论坛，无论哪一场都呈现出会场内人山人海的盛况，由此可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经济的走向。

李明献（广发银行行长）：李克强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率自由化，这一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银行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政府何时拍板决定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洪崎（中国民生银行(600016,股吧)行长）：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恐怕要等到2015年左右。李克强经济学的本质是放松政府管制，强化市场作用，提高民间竞争力。利率自由化符合这一方针，理应受到欢迎。然而，完全自由化必然带来银行间的利率竞争，各银行的压力空前增大，这可能会加速银行之间的并购。

Wiliam R.Rhodes（花旗银行前总裁）：截止本届论坛，我今年已经是第五次造访中国了。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改革令人瞩目。利率自由化确实是一件大事，中国政府审慎推进是明智之举。上海的自由贸易区以及香港的人民币交易自由化，都旨在彻底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今后，中国经济的引擎仍旧是银行。中国的银行已经从6月的债务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充足的资本及流动性是非常必要的。

LordTurner（英国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思维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当今中国还面临着两大棘手的难题,一是如何摆脱2008年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的副作用；二是如何解决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中国应该尽早将理财产品纳入普通银行业务的框架之中，而且投资也应当以自有资本为中心进行。我在英国银监会工作期间研究过很多案例，过去存在影子银行问题的国家，都陷入了金融危机。

美英金融界的巨擘都相继直言利弊，主持人紧接着发问：“认为中国政府要积极果断解决影子银行问题的请举手！”会场上约200位与会者大部分都举手示意。看到这一状况，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行长洪崎说：“6月资金缩水，是由银行大量销售理财产品造成的。谁都没有预计到流动性的风险。特别是国有银行，政府持有七成股份，因此对于风险的预估明显不足。在今后的改革当中，必须将国有银行与民营银行同等对待。”

接近一个钟头的讨论气氛十分热烈，论坛结束后，我再次拜访了美英的金融巨擘，就中国经济询问了两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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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es：短期来看，我关注的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关于“建立上海自由贸易特区”的计划。两个月前我去过一次上海。我认为这个城市能够接受这次措施。习近平主席也曾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高层的两位领导都对上海的情况十分了解。另一方面，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应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监管体系，否则无论存款如何增长，内需都难以扩大。

Turner：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中国政府果断实行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那时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这个力量。可是，如今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今后，如果投资仍然不断增长，中国会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一样，走上泡沫破灭的道路。所以，中国今后只能在多重危机的包围中谨慎行动。

李总理强调“开放”

晚上，1600位精英们最关注的人物登上了主会场的讲台，他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一次，是李总理第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他举起右手向在座的听众致意，然后用坚定的口吻说：

“7年前，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从瑞士的高山之巅来到中国渤海之滨。当时我正在辽宁工作，亲身经历了夏季年会的创办工作。7年过去了，达沃斯论坛的夏季年会轮流在中国的大连和天津举办，影响越来越大……”

到目前为止，我听过不少中国领导人的演说，但是像李总理这样娓娓道来的演讲，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对于外国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李总理坦诚地说:“中国正在从高速发展期向中高速发展期过渡。”同时，他还表示中国政府对各种风险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并下定决心要探索出一条正确发展道路。

之后，李总理明确指出：“这是改革开放正在有力地向前推进的坚实证明。”中国的领导人在演讲的过程中，每提及“改革开放”这个词的时候，通常都是强调前半部分的“改革”二字。而李克强总理却反复强调后半部分的“开放”二字。演讲结束后，李总理还与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展开了一问一答式的“直接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李总理也不断地强调要“开放”。

李总理意气风发的演讲和来自80个国家的与会者的热情让日暮时分的会场依旧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感所包围。“对话”结束后，李总理走下讲坛和场内的听众握手致谢。我也伸出了手，可是遗憾的是，李总理握住了我旁边的一位英国政要的手。而那位英国政要的脸上竟然泛起了一阵潮红。看来无论是什么样的大人物此时也不过是个凡人。

中国经济的动力

听完了李总理极富感染力的演讲之后，我那颗在此之前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原位。环顾四周，我发现旧识李稻葵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就在不远处。一番寒暄之后，李教授说，李克强总理的演讲也让他感触良多。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和李教授就中国与东亚的未来展开了讨论。以下是李教授的看法：

“李克强总理关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要再加一点补充的话，那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分三步走：第一步"市场化"，第二步"多元化"，第三步"民营化"。另外，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堪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二十一世纪版”。而且TPP（跨太平洋(601099,股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多国间的自由贸易框架前景一片大好良好。”

那么，通过本届论坛，全球的精英们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中国的经济将何去何从呢？在论坛举行的这三天时间里，我听到近百位世界精英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既有乐观论，也有悲观论，有积极论，也有保守论，真可谓千差万别。

结果，这位不知姓名的年轻中国女孩淡然地回答说：“我们这代人，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使有些困难，也一定要得到！”闻听此言，我脑中的天平，立刻偏向了积极乐观论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