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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三农]城乡消费差距的实质是制度差距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2-27 10:25

城乡消费差距的实质是制度差距

康不德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提供了一组数据,表明“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

落后10年的看法出自统计官员之口,又有数据支撑,依据以往的经验,想必只会少不会多。然而,即便只是10年,也已经是一个足够震撼的数字了。事实上,消费差距不过是城乡全方位差距中的一环而已,而且是最为直观的一环。分析造成消费差距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收入的差距,然后是消费心理上的差距。

从这一点上来讲,消费水平的差距反映的就是收入水平的差距。但是,相对低收入并不代表绝对低收入,也并不意味着农民就没有钱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城镇必备消费品。按照统计部门的数据,全国农民工的年收入平均水平是8000元上下,相对于城镇正式工人15000元左右的水平自然是低了太多,但也不至于毫无购买力。然而为什么即使有购买力也不购买呢?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品缺乏。由于农村有线电视网和电网建设的滞后,买来彩电,一是无法“有线”,二是电费过高;买来洗衣机,却没有水龙头;农村饮食多自给自足,单一贫乏的农村销售市场,多以个体经营为主,也没有多少东西非要存放冰箱不可。这就是农村消费环境的恶劣。缺少配套设施,使得很多耐用品难以打开农村市场,反观城郊一些农村,由于城市在设施建设上的辐射效应,耐用消费品就颇受农民欢迎。这反映了农民不是不需要消费,而是不愿意浪费型消费。

农民不愿意消费,还在于农村缺乏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保障,这也正是城乡制度差异的重要表现,有学者将土地视为农民的基本保障,其实是在为国家责任开脱。正是由于基本医疗等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民因病致贫、致亡的例子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巨大的教育支出也逼迫很多农民咬紧牙关存钱,有专家指出,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试想,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农民又岂能不在消费领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呢?

而所有的这些问题背后,纠葛着的是城乡制度性差异的存在。城乡公共品建设,再加上就业、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的政策不一,使得农村在收入、文化等各方面与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消费差距和其后的多方面差距关联在一起,要想缩小这些差距,根本之道唯有消弭制度差异。如此,“工业反哺农业”才不至于由于工业的强大话语优势而流于浪漫主义。

对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释主要有两类文献。

一类关注的是政策和制度因素。例如,不少文献强调国家工业化对农村的剥夺,冯海发、李溦(1993)就计算出,1952—1990年间我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高达8708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223亿元。这种剥夺现在仍在延续,周其仁(2004)指出,土地的政府征用制度使得农村无法拿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直接导致的土地增殖,农民被屏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

林毅夫等人(1994)认为,政府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通过计划手段将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顺序进行配置,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割开来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城市偏向的制度政策安排,人为地阻隔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造成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蔡昉和杨涛(2000)指出,1978 年之前,城乡收入差距根源于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关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三套马车”;改革以后,城乡差距的变化主要导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体制遗留的制度性障碍。

在文献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被认为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由于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转型的前提(Lewis, 1954; Todaro, 1969),实证研究也发现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确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李实, 1999),因此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以户籍政策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成为学者们抨击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局面仍在延续,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依然处于二元分割的状况,因此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下,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包括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两个方面。许多城市都会倾向于实行排斥外来劳动力的政策,例如控制外来劳动力的数量,限制招用外来务工人员的行业与工种范围,并且对其实行严格的证件管理。不仅如此,即使从事类似的工作,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Shi(2002)通过对9个省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得出,得不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可以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其中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28%。蔡昉等人(2003)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只有24%能够被个人特征的差异所解释,而剩余的76%是被歧视解释的部分。也就是说,歧视解释了迁移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的绝大部分。而且,除了工资合同方面外,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会参与等方面均遭到相当大的户籍歧视,因此仅仅考虑工资歧视会低估城乡工人在企业中的真实经济福利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