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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三农]城乡消费差距的实质是制度差距(2)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2-27 10:25

除了认为农村进城劳动力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外,文献还讨论了政府采取的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所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章奇等(2003)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是带有城市倾向的,因此银行信贷的扩张会显著地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陆铭、陈钊(2004)基于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则发现,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我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另一类文献则提出,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中,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固然重要,某些非制度变量的影响非但不能忽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亚于甚或重于制度的作用。在肯定城乡户籍差异对城乡工人工资造成显著影响的基础上,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差异和工人就业企业的差异可以解释城乡工人劳资关系差异的70%-80%,这说明人力资本和企业状况是决定工人待遇的主要因素。

郭剑雄(2005)则借鉴内生增长理论指出,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因此,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

本人通过对改革以来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因素之后,滞后五年和十年的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对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消费支出)之比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即有利于缓减城乡差距。因此,普及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进而消弭愈演愈烈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农业是弱质产业,需求弹性小,加之人多地少和土地均分的基本事实,农业生产在我国早已呈现“过密化”状态,农业劳动的边际报酬很低,甚至几乎为零。因此一些学者提出的调整种植结构或者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措施,虽有利于在短期内提高农民收入,却无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强化的趋势。

实际上,内生增长理论及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农村部门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主要途径。只有在农村培育起与城市部门同质的、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同等竞争力的收入创造主体,才能在进城之后找到与城里人相当的岗位,从事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工作。

为此,在政策上,我们希望政府把更多的财政投向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改变对农民的教育歧视,促进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率的快速提高,利用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目前,由农村自己征税办教育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念完小学、中学,农村学校基础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同时,也可以通过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市场,动员和引导社会资源向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另外,还应大力开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没有或很少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速城市化进程也会起到快速提高农村部门人力资本积累率的作用。因为,城市化将使农村劳动力从低学习率的传统产业转向高学习率的现代产业,因而能够通过“干中学”实现进城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另外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应该取消各种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尽快废除阻碍农民自由进城就业的户籍制等制度性障碍,给农民在城市里同等的就业地位。数十年来国家对农村和农民的不公平待遇,现在当是扭转之际了。

近来,“三农”问题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中央也采取了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因此局面的扭转是可以企盼的。但是,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尚需各界的努力。